外资企业说，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变味，因为更加强硬的政府政策和日渐加剧的国内竞争令中国这个全球最重要市场之一对跨国企业的态度不再那么友好。有长期在华经验的管理人员、律师和咨询师在接受采访时都将上述现象的原因归于一些发展变化，他们认为这些情况令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更难取得成功。他们说，这些变化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其长期强调对外国企业开放经济的做法，并逐渐倾向于助长知名的国内公司。中国的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2001年为了加入世贸组织(WTO)而推行的一些变化。
在最新一起针对外国企业的抨击行动中，浙江省有关部门周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众多西方大牌服装的质量，其中包括爱马仕(Hermes)、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和范思哲(Versace)。
下周，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将公布对会员进行的一项新的调查，预计报告将为市场情绪的低迷提供证明。
科技企业高管说，他们对去年底出台的政府采购规定高度关切；该规定将有利于有“自主创新”的本土供应商。如果规定得以实施，有可能会限制外国企业赢得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电脑、电信设备、办公设备等产品的采购合同。
2月1日起施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可能会增加外国创新型企业在制药等行业的在华成本，让有关部门可以迫使外国制药企业以政府设定的价格授权当地企业生产。
数个行业的企业高管都说，中国入世带来的开放自由正在停滞下来。外国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生产商说，他们被关在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大门外。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数据，监管壁垒实际上限制了外国企业参与保险业：截至去年6月份，外国企业在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只占有4.7%的份额，在财产保险市场上只占有1%。
美国律师事务所Schwabe, Williamson & Wyatt律师孟德尔(Fraser Mendel)说，我支持中国，我喜欢在中国做生意，不过我对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担忧。
中国官员不理会有关外商投资环境恶化的抱怨，不过有迹象表明高层领导开始注意外商的关切。据一位与会人士说，商务部长陈德铭本月召集20多家跨国公司的中国高管开会，作为一个倾听、听取他们关切的机会。陈德铭承诺，中国将坚决继续开放市场，不过他也批评了西方的保护主义。
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他承认，他与外商的接触还不够紧密，并承诺力求能多增加一些同外商接触的机会。
很多外国企业高管说，他们看到，在中国于衰退期间举世无双的表现和对西方经济管理制度的新的不屑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BDA的董事长邓肯(Duncan Clark)说，经济危机和低迷让那些一直反对开放市场的人胆子变大了。
民族主义的迹象在国有企业被扶植成行业“全国冠军”上表现得很明显，这常常是以牺牲中国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从航空公司到煤炭开采到乳制品，政府政策都在扩大政府的作用。
一年前，在外国批评人士称之为保护主义的举措中，中国监管机构拒绝了可口可乐(Coca-Cola Co.)对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的收购提议，说这可能会把较小的企业挤出市场，导致消费价格上涨。这两家公司加在一起只占中国果汁市场的五分之一。
去年7月，英-澳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的四名管理人士被拘留，他们先被指控窃取了“国家机密”，此前全球矿业巨头和中国钢铁行业就铁矿石价格展开了密集谈判。力拓否认这几个人有不当行为，他们目前正在等待审判，但所受的指控已经降格为行贿和窃取商业机密。
谷歌(Google Inc.)的苦恼彰显了外国在华投资企业的焦虑。这家网络搜索公司一直被中国互联网审查方面的法规所困扰，它今年1月12日威胁说要撤离中国，此前该公司称由中国人发起的黑客袭击行动渗透进了该公司的电脑网络。还有几十家跨国公司受到了此次黑客行动的袭击。谷歌预计很快会关闭其中国网站Google.cn，任由中国本地企业主导中国有四亿网民的互联网市场。
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驻北京的执行合伙人罗斯(Lester Ross)说，谷歌事件已经产生了日益明确的影响。他说，此事使政府、企业董事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困难。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抱怨中国不规范的法律体系和监管环境。当中国还是一个新兴市场时，这些仅仅是可厌之事。而今天，巨大的中国市场对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已经起着重要作用。西方企业的管理人士说，如果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失利，它们的全球地位将受到削弱。
新专利法规所规定的所谓强制认证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的制药行业为国有企业所主导，西方律师担心相关法规会对这些企业有利。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企业需将其在华创造发明所获利润的至少2%支付给其中国雇员，除非这些雇员明确放弃这些权利。孟德尔律师说，这一法律对在华运营的跨国公司施加了众多新规定。他说，你不再对你研发设施中出来的东西有绝对控制权。
记者在撰写本文时采访的企业管理人士们拒绝公开发表评论。去年12月，一批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共34家企业致信中国政府的三个部委，抨击了政府以产品本土创新比例的高低来决定其在政府采购中优先次序的做法，称这是歧视外国人。
中国政府虽然否认相关法规是歧视性的，但已在正视这一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今年1月在一次演讲中说，最近的事态提醒我们，外国和美国公司在华开展业务依然面临着挑战。他说，中国在增加透明度、提高可预见性和致力于法治方面需要继续迈出大步。
有些人则更为乐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去年对其会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对其未来五年的在华前景持“乐观”或“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该委员会中国负责人普尔(Robert Poole)说，中国的某些政策确实令人担心，但继续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的普遍主题。
在中国的一些领域外资企业并未受到多大妨碍。大众汽车(Volkswagen AG)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等汽车生产商去年从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中获益匪浅。但国有媒体报导，中国政府计划将本土品牌汽车在中国轿车市场的占有率从去年的44%提高到2015年时的50%以上。
对许多在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利润是多年投资的结果，而这些投资许多都是在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鼓励下进行的。现如今，就在这些企业进入一个巨大市场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之际，中国却已繁荣到了不再需要那么多外资的程度。外资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要比中国其他类型企业的投资增速慢得多，2009年外商投资额只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1994年最高峰时这一比例为6%。
北京一直怀疑西方想阻挠中国的经济崛起。分析人士最近指出，这种不安全感增强了那些想限制外资在华经济实力的中国领导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罗斯说，中国有开放政策的支持者，但正有更加响亮的声音促使中国变得更具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
Andrew Browne / Jason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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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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