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中的男女来一个法式亲吻绝对可以表现出两人之间的甜蜜爱情，但是当二人分隔两地时只有通过电话以及虚拟的吻声来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一位名为Georges Koussouros的法国发明家设计出了一款名为“KissPhone”的电话，据说通过这款电话你将可以品尝到电话另一头恋人那充满热情的一吻。
KissPhone被设计成了一对巨大的嘴唇，可以用于测量你嘴部的压力、亲吻时的速度、温度以及嘴部吸吮的力量，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另一头的“KissPhone”重新还原出来，从而让另一头的恋人以物理的方式享受心爱之人充满激情的法式热吻。
呵呵～终于有人去实现这个创意了～
关于组织纪检监察系统网评员对陈绍基王华元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进行跟帖的通知
各网评员：
新华网于
2009年4月16日下午发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根据中央纪委宣教室、省纪委宣教室的统一部署安排，现提出如下要求。 1、各纪检监察系统网评员对陈、王二人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进行跟帖，重点是在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搜狐、网易、腾迅等商业网站上关于此消息和其他相关报道的文章后面进行反复跟帖，有效引导网上舆论。
2、引导方向重点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央反腐决心大、力度大；二是不论是谁只要违纪违法都要一查到底，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对陈、王二人既不抹杀以前的功绩，也不放过违纪行为，功是功、过是过；四是要防止曾经被他们查处过的腐败分子借机翻案；五是反腐无禁区，对纪检系统的领导干部违纪照样查处，更加彰显中央反腐决心；六是中央、省委及时发布消息是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等等。
3、对本地网站转载此消息及相关新闻报道的，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做到守土有责。
4、只组织上帖跟帖，不组织开展评论。
5、要及时选择精华帖报省纪委
宣教室 。6、
4月27日前各网评员汇总报送全部跟帖，并标明跟帖数量。
市纪委宣教室
2009年4月21日
真壮观～这种东西都往网站上放～
日前，全国媒体同时收到来自中宣部的禁令，禁止所有媒体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人员。《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告诉相关媒体记者，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新闻办，都没有禁止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道，可唯独不许报道中方涉案人员。
西门子全球腐败案牵涉到了中国。美国司法部文件披露，西门子“行贿门”事件涉及在华3家子公司，分别是西门子中国输变电集团(下称“西门子PTD”)、西门子交通(下称“西门子TS”)和西门子医疗集团。涉及中国电力、交通、医疗市场的一些官员。
2007年秋，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理查德-霍斯曼在上海对记者表示，公司内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存在一些「不适当的商业行为」，西门子公司不能容忍这种行为。过去一年里，公司已经解雇了20名与这些「不适当行为」有关的雇员。
2008年12月17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导，美国司法部文件披露，西门子中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涉嫌行贿，涉及金钱约20亿美元。
中国是西门子公司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德国和美国，但在行贿额方面，中国是西门子公司的第一大市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了70个分公司，另设60个地区性机构，共有雇员4万3千多名。仅3年，西门子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3.5%提高到6%，截止到2007年6月底的前9个月，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总额接近600亿欧元。
目前，在美国和德国的压力下，西门子已经向各国提交了受贿人员的名单，这一名单也同时呈送给了中国政府。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得到这一名单后，却如临大敌。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公布的诉讼书显示，2002至2007年间，西门子TS支付了约2200万美元，给设在香港的商业谘询公司和相关机构，并且透过这些机构对中国官员行贿，以得到总额逾10亿美元的7个地铁列车和讯号设备项目。涉案的包括西门子交通（TRANSPORTATIONS SYSTEM，简称“西门子TS”），中国方面涉案人是江泽民的儿子
诉讼书同时显示，2002至2003年间，西门子PTD透过支付约2500万美元给商业谘询公司，用以行贿+++等中国官员。涉案的西门子中国输变电集团（简称西门子PTD）得到了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此外，2003至2007年间，西门子医疗集团支付了约1440万美元的贿款，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以获得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订单，支付方法是设立一个基金，让中国医生进行豪华旅游。
附江绵康简历: 1957年出生，籍贯江苏，生于上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曾在西门子工作过，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巡视员，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这个墙被关于了Great这个词也不行～
这样的消息能封锁多久呢～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4-15讯】 作者：辛声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恐怕都不会忘记红色高棉这四个字。上世纪它掀起的那场疾风暴雨般的"高棉革命"，誓言要在最短的时间中消灭一切差别，建成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曾让多少邻国年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不难想像，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几十年后，当我们走进柬埔寨S21大屠杀纪念馆，第一次了解到"高棉革命"的暴虐真相时，会陷于怎样的震惊和震撼！
纪念馆里保存的许多死难者照片让人过目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红色高棉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她这样的知识份子，于是，她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死前，她还被实施了残忍的"活体取脑"――
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未死前取出脑浆，供医药使用。据说活人的脑浆属于"大补"。在即将钻取她的脑浆时，照片上的这位知识女性神情平静，但脸颊上滴流的的泪珠却清晰可见。这样的泪珠有谁见过能忘记？刚刚过去的3月 31日，在经历了多年的拖延以及程序问题障碍后，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柬埔寨战争罪法庭终于对当年执掌S21（第21号安全监狱的简称）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进行了第二次反人类罪审判。66岁的康克由被控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虐待和残杀人民等多项罪名，他在法庭上承认对S21监狱的17000名受害者负有责任，表示为"所有罪行表达悔疚"。他说："我知道我对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小孩犯下的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康克由的受审和公开认罪，将红色高棉30年前的罪恶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由红色高棉领导的"高棉革命"尽管昙花一现，却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典型，为我们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那么，以暴虐血腥著称的"高棉革命"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何种启示呢？
一.
1960 年9 月30 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信奉共产主义的柬埔寨劳动党（即红色高棉）宣告成立。不久，以五十年代留法归来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人为首的"留法派"成为红色高棉的领导核心。上世纪七十中期，红色高棉利用抗美救国战争的机遇，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地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
掌权后的红色高棉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马不停蹄地在柬埔寨发起了一场被其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
"，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对原有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场所谓的革命一直自称也自以为其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美好理想，"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但它带给柬埔寨的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在短短几年中竟把这个信奉佛教的古老国家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红色高棉当政后的柬埔寨，不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而且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加尖锐了。
红色高棉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份。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其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
"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
革命"，而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种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
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
"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尽管红色高棉声称革命的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但在实际中却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
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一场自称和自以为是在实现社会正义建立人间天堂的所谓史无前例的革命，为何到头来结果竟与其如此南辕北辙？这恐怕是这场"革命"最耐人寻味和最值得追问的地方，也是许多关注和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而答案就存在于这场"革命"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之中。
二.
"高棉革命"最显著地特点之一莫过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这也是这场所谓的"革命"必然把柬埔寨拖入地狱的根源之一。
从以往的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来都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被遵行的基础上的。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和约束，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红色高棉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们看来，建成共产主义天堂乃是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为此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的生命也好权利也好通通都无需放在眼里。这样一种惟我独尊的冷血逻辑使红色高棉成了地地道道的杀人狂，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敌对份子，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最重要的手段。
早在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召开的金边会议上，在宣布新政策的同时，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农谢就特别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因此，红色高棉掌权后，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1977年9月 27日，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一篇重要讲话中称，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红色高棉不但大肆屠杀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而且在自己内部也大开杀戒，搞大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14000人。一名S21的员工在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样一段话，1976年2月，康克由在员工会议中教导他们："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
"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从他们身上逼取招供文，才能更好地保卫革命"。据专家推算， 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共计死亡了15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连生命都不当回事，还会把人的权利和尊严放在眼里吗？当然更不会了！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高棉革命"乃是
"恐怖政治"的典型，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在席卷一切的红色飓风面前，个人毫无选择余地，权利完全被剥夺，根本没有尊严可言。史无前例的撤空城市便是这种"恐怖政治"的缩影。1975 年4月17日,红色高棉一占领金边，就以战备为借口强行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欺骗他们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不仅是首都金边，这种强制性的遣散是全国性的。为了实践农业乌托邦计划，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把所有城市居民都赶到了乡下改造。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逐浪湄河》的作者黄时明曾是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公开身份是一位华侨小商人。1975年红色高棉强制驱赶城里人迁到穷乡僻壤去，这位华侨小商人自然不能例外，一家人也被从金边驱赶到偏远的农村，再被驱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途中全家颠沛流离饱受折磨，与蚊虫蛇蝎为伍，与饥饿的老鼠为伴，自己生病，妻子生病，母亲生病，还有一个侄子死亡。自己一家、加上弟弟的一家，连同母亲一共十二口人，仅仅只有两个月的难民生活，让黄时明对红色高棉完全绝望。他万万没料到"红色政权"送给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这样一场浩劫。万般无奈之下，他违反了组织纪律，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表明自己的的真实身份，干部层层上报，这才使他获得解脱。
可见，由于普世价值被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灵涂炭的腥风血雨之中。一方面，统治者因为失去了起码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则因为缺乏必要的保护而惨遭奴役，甚至连性命都无法保全。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天堂，革命理想，无一不成了饱含血泪的讽刺！
三.
" 高棉革命"不仅是对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而且是对先前存在的一切历史传统和文明成果的彻底破坏和摧毁。就像一位研究者曾说的那样，在这场"革命
"中，"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这种极其罕见的破坏性也是"高棉革命"必然将柬埔寨拖入地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提到传统，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传统不止是文化，还包括制度等等，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扎根于人性之中，是经过时间淘洗之后被保存、继承和延续下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和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独立应付生存的严峻挑战，而传统则弥补了这种不足。通过继承前人的智慧，人们避免了盲目无益的弯路和重复性的劳动，不仅使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得以维系，并且能够同时进行富有成效的变革。因此，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变迁必定是连续性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社会和文明，都是在一定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变化的。不难想像，一个摧毁全部传统一切重起炉灶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不成了一个人们在其中盲动胡为随心所欲的实验场吗，这样的社会连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怎么可能不陷于混乱和崩溃呢？！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红色高棉当政后，试图消灭一切差别，撤空了城市，废除了货币和市场，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与先前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由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发动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显然更极端。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当政后，至少还暂时保留了货币、学校、医院和家庭，而这些都是被掌权后的红色高棉清除的对象。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在苏联、中国还是越南，共产党上台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则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
撤空了城市，取消了市场和货币，关闭了学校和医院，废除了教堂和寺庙，甚至没有了家庭和私人空间，这还能叫正常的生活和社会吗？又有谁会适应和喜欢这样的生活和社会？这样的生活和社会究竟是令人向往的天堂还是万劫不复的地狱？我想，柬埔寨人民对红色高棉搞的这场所谓革命的坚决吐弃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向世界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们的狂想竟不是在经济发达的欧洲，而是在柬埔寨这么一个远比欧洲落后的亚洲小国完全变成了现实，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圣地――苏联和中国。只不过，这种现实绝不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肯定，而是对它的无情嘲讽和鞭挞。"高棉革命"用150万死难者的血泪和白骨告诉后人――任何一种理想和革命，无论听上去多么纯洁和美好，也无论能唤起人们怎样的斗志和激情，只要它以普世价值的被践踏和文明传统的被摧毁为代价，都注定了只能是一场罪恶和灾难。这样的理想和革命，听上去越是纯洁和美好，唤起的斗志和激情越是高昂，犯下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嗜血理想和恐怖革命的范本。在它令人迷惑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其实根本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自大狂们疯狂的权力欲和扭曲的道德虚荣心。
这样的理想和革命，难道还不该彻底推出历史舞台吗？
时间： 21:46
PS1：传统、民俗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强权为基础的反传统，其实就是在抹杀文化，和焚书坑儒没有任何区别～
具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不也因为一次次残暴无人性的文化肃清运动，把传统文化几乎是丢弃一空。
造就了当代几乎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荒漠的当代中国。
PS2：以少数人的意志为向导的社会改造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社会的演化进步是应当以社会成员自发的集体的意识为转移的，而不是以少数人诱导下的，以强权为保证的意识。
共产主义革命的致命问题就是出自于此，无数的“革命领导人”肆意的以自己的意识，无顾忌的改造社会，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入集权政治的死胡同。
PS3：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适应当代社会的，也有不适应当代社会的，肆意的否定前人的智慧，只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过于集中的权利导致了领导人的自我膨胀，迷失在权利之中，肆意的否定人类数千年形成的共识，甚至做出消灭家庭这样荒唐却真实的行为。
PS4：集权制政治最怕的就是思想入侵，自由平等思想的入侵，可以很快的破坏掉集权政治的基石。因此集权制政权都会极其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看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看看至今为止依然把短波收音机作为违禁物品的朝鲜，看看这个时期的柬埔寨。
PS5：文化之有开放和不开放两种选择，而不开放必然会走向开放。在开放和不开放之间不会存在第三种选择，文化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文化差异的壁垒是需要靠文化和传统去塑造。决绝对对不是通过某些强制的限制和审查制度可以做到的。
因此让GFW这样愚蠢的东西赶紧去死吧～
一年有多少天？“平年365天，闰年366天。”但银行住房贷款竟按一年372天计息。
作者：新华网网友“黑暗的沉思”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吧：一年有多少天？可能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平年365天，闰年366天。”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提交给银行，你可能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372天。”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答案很荒唐。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个看似荒谬的答案在银行看来绝对正确！
如果你在银行有住房贷款，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贷款月供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即使你知道月供是如何计算的，你也不一定清楚月供的构成；即使你知道月供的构成，你也不一定清楚利息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些计算过程实(博客)在太复杂了。
但利息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利息＝本金×计息天数×利率×折扣率。
个人住房贷款的利息计算也是这样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每月的计息天数上。银行在计息天数上，有几个天数选择：储蓄存款――每月30天，对公存款、贷款――日历（实际）天数，住房贷款――每月31天。
下面我以一个实例来证明：
这是一个真实的银行扣款表，表的前5栏是从网上银行输出来的，实际利率是根据利息×360÷本金÷计息天数计算出来的。我结合银行的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2008年为7.83％，2009年为5.94％，银行给的折扣是82.2580％，实际利率分别为6.4408％、4.8861％。
表中，双月利息计息天数为31天，这没有任何问题，如2008年1月21日――2008年2月21日，这个期间计息天数为31天。问题出现在单月的计息天数上：2008年2月21日――2008年3月21日，计息天数应该为29天，利息应该是357547.44×29×6.4408％÷360＝1855.11，而银行按31天计算的利息是1983.05，多收了127.94。全年的多收利息情况见下表：
每年1月，由于发生利率变化，我分段计息的金额与表中一直对不上，不知道银行是如何计算的，但因为与计息天数无关，可以忽略。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银行在2008年多收利息318.75元，按这种计算方式，银行在2009年将多收332.75元。银行每月扣借款人的钱没有改变，多收的利息，相当于少还了本金。
如果贷款期限是10年，银行将多扣68天的利息；如果贷款期限是20年，银行将多扣135天的利息，银行将多扣203天的利息。按照贷款100万元、利率5％计算，10年、20年、30年贷款银行最终将多收利息（100万÷2×5％×天数÷360）4722.22、9375.00、14097.22，而这还不包含复利。
我非常希望这是一个个案。但理智告诉我，这绝不是一个个案，而且也决不会是一家银行如此操作。
2009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霍颖励称目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5万亿，照此计算，如果银行每年多收7天的利息，将从百姓口袋多拿去30多亿元。而这30多亿元，本应是归还贷款本金的。因为少还了本金，这部分少还的本金还将月复月、年复年地产生利息。目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还在增加，银行每年多收的利息也还在增加。
而这种行为，算不算盗窃呢？ (本文来源：新华网 )
作者：新华网网友“黑暗的沉思”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吧：一年有多少天？可能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平年365天，闰年366天。”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提交给银行，你可能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372天。”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答案很荒唐。但现实告诉我们，这个看似荒谬的答案在银行看来绝对正确！
如果你在银行有住房贷款，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贷款月供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即使你知道月供是如何计算的，你也不一定清楚月供的构成；即使你知道月供的构成，你也不一定清楚利息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这些计算过程实(博客)在太复杂了。
但利息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利息＝本金×计息天数×利率×折扣率。
个人住房贷款的利息计算也是这样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每月的计息天数上。银行在计息天数上，有几个天数选择：储蓄存款――每月30天，对公存款、贷款――日历（实际）天数，住房贷款――每月31天。
下面我以一个实例来证明：
这是一个真实的银行扣款表，表的前5栏是从网上银行输出来的，实际利率是根据利息×360÷本金÷计息天数计算出来的。我结合银行的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2008年为7.83％，2009年为5.94％，银行给的折扣是82.2580％，实际利率分别为6.4408％、4.8861％。
表中，双月利息计息天数为31天，这没有任何问题，如2008年1月21日――2008年2月21日，这个期间计息天数为31天。问题出现在单月的计息天数上：2008年2月21日――2008年3月21日，计息天数应该为29天，利息应该是357547.44×29×6.4408％÷360＝1855.11，而银行按31天计算的利息是1983.05，多收了127.94。全年的多收利息情况见下表：
每年1月，由于发生利率变化，我分段计息的金额与表中一直对不上，不知道银行是如何计算的，但因为与计息天数无关，可以忽略。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银行在2008年多收利息318.75元，按这种计算方式，银行在2009年将多收332.75元。银行每月扣借款人的钱没有改变，多收的利息，相当于少还了本金。
如果贷款期限是10年，银行将多扣68天的利息；如果贷款期限是20年，银行将多扣135天的利息，银行将多扣203天的利息。按照贷款100万元、利率5％计算，10年、20年、30年贷款银行最终将多收利息（100万÷2×5％×天数÷360）4722.22、9375.00、14097.22，而这还不包含复利。
我非常希望这是一个个案。但理智告诉我，这绝不是一个个案，而且也决不会是一家银行如此操作。
2009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霍颖励称目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5万亿，照此计算，如果银行每年多收7天的利息，将从百姓口袋多拿去30多亿元。而这30多亿元，本应是归还贷款本金的。因为少还了本金，这部分少还的本金还将月复月、年复年地产生利息。目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还在增加，银行每年多收的利息也还在增加。
而这种行为，算不算盗窃呢？ (本文来源：新华网 )
新闻周刊：《如何扳倒金正日》（意译）
和朝鲜讨价还价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出路是引发政变，如何扳倒金正日呢？且听下文：
最近几个月，朝鲜出乎寻常的好战。和韩国彻底决裂；测试新导弹；上周收到联合国谴责后更是威胁永久性推出核削减谈判并重启核武器项目。
最近不少声音说此举只是一种姿态，目的还是给即将来临的美朝谈判增加筹码，但最终朝鲜必将走上中国式的道路——放弃挑衅，对外开放。这样的说法是极其危险的幻想，金正日和他的幕僚清楚地知道，一旦向外界开放，他们的政权就不堪一击。朝鲜跟中国的情况不同，朝鲜的旁边是同根同源，却大富大贵（人均收入至少是朝鲜的20倍）的韩国做参照。目前普通朝鲜人对此还一无所知，一旦开放，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因为羡慕南方的同胞而走上东西德国融合之路。因此对金正日政权来说，只有持续对立才是最好的对策。而对我们而言，要制止金正日，就只有一个办法：政变。
要引发朝鲜政坛的地震，硬来是不行的。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全力配合军事行动。制裁也行不通，即使中俄合作，唯一的受害者只会是朝鲜农民。朝鲜1996－1999年的大饥荒表明，在压抑甚至恐怖环境下，当地人也不会揭竿而起。朝鲜人被吓怕了，没有组织，而且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悲剧会有其他出路。
但还有三条路，那就是和平演变。15年来，在走私过来的、受欢迎的韩国电影DVD的推动下，关于韩国的繁荣的流言已经开始散播。世界上最完美的斯大林政权开始从下层瓦解。要加速这一趋势，美国及其盟友应该给予援助，给朝鲜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能够走出朝鲜，接触世界。东欧的经验证明，未经审查的外部信息的涌入对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而言是致命的。
当然金正日政权也明白这种交流的危险，但他们对金钱和技术的渴求使得他们不得不屈服。而当这种交流给政权高层收益的时候（比如留学生资助计划的受益者就肯定是高干子弟），他们就更不会反对。但即使高干子弟，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之后，还是可能成为现有政权的掘墓人。苏联的瓦解就是一个例子：57年第一群获准在美国学习的学生人数只有四人，而且全都是精挑细选的红色子弟，但其中还是有两人成长成了主要的革命者。雅科夫列夫更是被认为是苏联解体的真正策划者。
当然这是一种缓慢的道路，但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要驯服朝鲜就一定要改变其政权，而改变政权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朝鲜的民众。
简介
李小龙的“龙”也采用的“Loong”，Lee SIU LOONG. 本文仅仅是工作中一点小小体会，希望译言网别给删除了啊，大家如果觉得有用，我就没有白折腾了。
今天做了一个中译英的翻译项目，译员习惯地把“龙”翻译成了“dragon”，项目提交后，客户反馈要求把“龙”翻译成“Long”，于是我用“有道桌面词典”查了一下“龙”的翻译，结果出现好几个版本的翻译：Loong、Long以及dragon。有一个例句为“龙是连接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Loong is a spiritual tie linking the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由于没有把握，我在Google上搜索“Loong”，就看到了网易教育频道的这篇“‘龙’的英文不是dragon 应该翻译成Loong”。
下面是转载的网易的这篇文章：
摘要：“龙”不应该翻译成dragon。Dragon的本意是凶残的巨兽、恶魔、悍妇等。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自称dragon，是自我妖魔化。“龙”也不应该翻译成long。Long的英文发音不是“龙”，而是“狼”，这不是真正的音译。“龙”应该翻译成loong，它的发音和“龙”相近，在英文中本来就是“龙”字的音译，有些西方人也把龙称为loong，有广泛的使 用基础。Loong的两个“O”字母象龙的两只眼睛，loong使人联想到long（长），所以它也是一个象形文字，和汉字特色相通。而long在形象上是独眼龙。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译英时，“龙”被翻译成Dragon。
但是在英文中，dragon是邪恶的怪物，还有“凶暴的人，悍妇”等含义。在图画中，dragon的身躯庞大笨拙，颜色是黑灰色的，长着巨大的翅膀，口中吐火，吞噬人和动物，非常丑陋恐怖，和中国的龙完全两样。
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自称“Dragon”或“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龙的传人（后裔）），西方人当然要把中国人看成是恶魔、坏人了。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龙”翻译成“Dragon”了！
有人建议把“龙”音译成“Long”。
但是“long”的英文发音和“龙”完全两样，相当于中文的“狼”，并非真正的音译。当西方人指着龙说“long”时，中国人还必须纠正他的发音，不仅增加了交流的困难，还会引起对方的困惑。Long在英文中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常用词，含义本来就很多，把龙翻译成long也会造成意义上的混乱。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龙的拼音字母作为龙的英文音译。
既然是把中文“龙”音译成英文，那么在英文中的发音就应该和“龙”相近，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音译。
英文中对“龙”字的音译是“Loong”，姓氏“龙”和人名中的“龙”字也被翻译成“loong”，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被翻译成“Lee Hsien Loong”。在一些涉及龙的文字中，“龙”也的确被称为“loong”。因此，把“龙”翻译成“loong”才是真正的音译，而且它已经有了广泛的使用基础，也符合海外华人的习惯，有利于团结海外华人。
Loong的两个“O”字母，就象龙的两只大眼睛，loong在文字上又和“long”相近，给人“长”的感觉（很多西方人有意把“long long ago”写成“loong loong ago”），因此loong还具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和中文汉字有暗合之妙。而long则有“独眼龙”之嫌。
英文中本来没有loong这个单词，因此把“龙”翻译成loong，不会引发歧义。所以，“龙”应该翻译成“loong”。（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
看了这篇文章我又和客户进行了沟通，建议采用“Loong”而不是”Long“，客户看到这些资料后就采用了”Loong“。
这里是新华网关于“龙”翻译称"dragon"还是“Loong”的专题，大家可以参阅！
这仅仅是本人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细节问题，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希望能给翻译领域的朋友带来一些帮助。
何润锋：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功夫巨星成龙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被问到文化和自由的关系时，成龙说太自由了就会很乱，就像香港和台湾一样，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管理的管。这番话在香港和台湾的媒体、民众，以及政客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有人把成龙的这番话称之为“奴才言论”，那这个话题继续请梁文道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梁先生，相信您也听了成龙这一番表态，您怎样理解，您认为他这番言论，是称得上是“奴才言论”吗？
谁来管一管成龙？
梁文道：我觉得还不至于说是“奴才言论”，但是我觉得他说话很大胆。他这个胆子大在两个地方，一方面他不怕得罪港台的老百姓的跟政客，另一方面他好像也不怕得罪大陆的官民。为什么？因为他这番话难道不是潜台词，你看港台就是太自由了，所以就乱。
何润锋：大陆不够自由。
梁文道：你看大陆多好，大陆不自由，这话其实三方面都会得罪的话，那么这是很奇怪的一番言论。
我想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两岸四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四个地方，最近十多二十年都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总有这么一些人，他可能是明星，可能是干体育的，可能是做什么行业的也好。然后出名了，出名之后获得一个整个社会名流的地位。这些人一旦达到了一个社会名流地位之后，不晓得为什么从媒体开始，甚至到政府，大家都觉得这批人是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说的。你会赋予他很多的权利，给他很多的曝光机会，什么都去问他意见。
你可能去找一个体坛明星，叫他讲一讲艺术该怎么发展，你也可能去找一个打功夫片明星的一个演员或导演，像成龙这样的，问问他政治的问题，那么然后就一定会出事的。而且这些人的问题也在于他莫名其妙获得这样的影响力跟地位之后，他自己也飘飘然，他自己也以为自己什么话都能够说出来，而且说话是不用负责任的。我觉得成龙这回这当然是说错了话，而他居然能够这么放肆的说出这样的错话，我觉得这首先就是个问题，是有人该管一管成龙，或者刚刚我们说这种名流过度，名流泛滥的一个现象。
何润锋：过多的话语权。
梁文道：过多的话语权。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这番话是错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乱一般来讲，乱跟自由，跟管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通常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里面，我们会认为，一个社会，他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度越高，它恰恰是比较不容易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就是这样子，它是人跟人互动组成的。如果人跟人的互动是比较自由的，那么大家希望将来能在同一个社会，能够好好的彼此共存，共处的话，我们起码要摸索出一套，我们大家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则办事。
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在路上，比如说你碰到一个老太太迎面而来，这时候你走路，这路又很窄，你会懂得让一边，让她过去。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社会的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它是很有秩序的，每个人看到老太太都会这么让路，什么样的社会会比较乱呢？正正是管的厉害的社会，比如说这个社会什么事都有人管，例如说连让路给老太太都有法律要管，是有政府，有城管在街上看着你，有没有让路。
在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有一个自发的秩序来调节你遇到一个老太太，你应该怎么样反映。而是你是由一个外在的秩序，强加于你，要求你在一条窄路上，碰到老太太，你要侧身让她过的话，这种社会就比较麻烦了。这种社会它一切东西都是由上而下，由政府来归管它，政府对这个社会的渗透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一旦政府发生一些缺位现象，或者出现一些有所不及的，顾及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它就会非常乱。
所以从我的角度看来，恰恰今天香港跟台湾的相对的自由度比较高，反而使得这两个社会，在它的社会的领域上面，平常是显得比较规整的，有秩序的。而为什么成龙会觉得台湾跟香港比较乱呢？我想举出一点，我也曾经经历过一次例子，是我发现成龙的观点是很像某些人的观点的。有一次正好，我坐一个朋友的车，那个朋友在香港也算是有钱人，他跟我坐在他的一个很豪华的名贵轿车，有司机开车。
然后在路上遇到，香港不是常常有示威游行嘛，遇到一个示威游行，交通堵起来，他就非常不满，他说香港就是太自由了，多乱呢，一天到晚就有示威游行在堵路。成龙的观点，跟我这位富豪朋友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观点，从既得利益阶层的角度来去看，你会觉得一个社会老有示威游行，老有人批评政府，你觉得它太乱了，太没秩序，该管一管。
那正正是因为他不是那些示威的群众，他不是那个因为土地被政府强征，于是要出来上访的人。他不是那个因为揭露了这么一个土地被强征的事件，被拘押起来的人。那么当他不是这种人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自由有什么可贵。相反的，他觉得在现存秩序底下，他活的很好，利益非常受到保护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如果大家都在骂政府，或者会出来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社会就叫乱了，比如像香港、台湾，常常有示威游行。
但是你相比之下，香港是不会发生一个农民土地被强征，然后他去抗议被拘押，如果有个记者揭露这件事，也一并被关起来，这样的事儿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常常说这种话的人，说中国人该管一管，中国人就是不能有自由，说这类话的人，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都是一些既得利益阶层，他不需要我们大家人人需要的公民自由来保护他。恰恰相反，有时候他觉得我们的公民自由是在威胁他。
何润锋：所以说这起事件，反映的实际上是在现代社会，自由和纪律，或者说自由和法治之间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一个新的反映形势，与新的矛盾问题。
梁文道：对。
何润锋：其实既得利益阶层，您说了既得利益阶层往往不觉得自由的可贵。
梁文道：没错。
何润锋：好的，非常感谢梁先生的点评分析。
梁文道：谢谢。
何润锋：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时事开讲》。
下面的图片是在一个论坛中看到的，令我惊叹不已。
我觉得，它们非常真实，再现了我们这个不正常的社会。其他的评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还是请大家自己看图吧。
对了，如果你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请一定告诉我，先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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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有网友称，它们的原型是国外的一组作品。
出处：PCHome
挺有趣的东东
看过电影《加勒比海盗》的人，对这一幕应该不会陌生：“飞翔的荷兰人”以及他的怪兽海盗军队。不过，你又可曾知道，所有人的形象，其实都是电脑加工的效果？真实拍摄的时候，在电影镜头前的情景其实是这样的：
成龙纵横江湖几十年，呼风唤雨，备受尊崇，在华人演艺界，那是绝对的“一哥”。人民群众也对他颇为喜欢，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不但人人呼之“大哥”，而且宽容他一连串的风流韵事，连当年弄出一个私生女，也只是一笑而过，此后再不见提。
近些年来，年纪渐迈、腿脚不再灵敏的成龙大哥开始进军大陆市场，动作频频，不是拍电影，而是着力于各种公益事业，为四川灾区捐款，为奥运开幕喜极而泣。大陆的亿万粉丝对他崇拜得一塌糊涂。大陆媒体更是对他说尽好话。
但是，粉丝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成龙是一个艺人，他拥有自己的公司，他的公司需要盈利，而比香港、台湾大得多的大陆市场，是刘德华、周杰伦等港台明星所看重的，也是成龙所需要的。
成龙身兼艺人、商人和公众人物于一身。艺人要演戏，商人要赚钱，公众人物则应为公众利益鼓和呼，前两者和后者看似矛盾，其实非常和谐。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可以提升艺人作品的票房，可以提升公司品牌的美誉度，从而帮助公司赚大钱。
因此，身负商业目的的公众人物，越是显得公正无私，为百姓造福，越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但是，这里面要谨防一点：公众人物必须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忘乎所以。
这次成龙在博鳌的表现，就是“忘乎所以”了，没搞清楚自己的三种角色兼于一身的定位。他竟然说出“中国人需要管，否则就像港台那样乱了”这样的话来，惹得两岸三地都有人不高兴，很不高兴。
大陆网坛上出现了大量针对成龙的负面言论，香港人更不客气，斥他“可耻”，更有报章通栏大标题说：成龙这个奴才！
香港的一位立法会议员对成龙这样讲话很不以为然：“这真是很离谱啦！你是谁呀？你代表谁啊？我们在香港多年争取双普选，我们也很尊敬台湾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牺牲。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也需要尽快去改善。但是，我们了解到，内地的人民，也是要求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的。”
荣获多项影帝称号的成龙这次把戏演砸了。身为艺人代表的公众人物，谈到文化自由时，怎能得出该管制的结论来呢？听说，他自己主演的新片《新宿事件》还在内地受审，至今未获通过呢！
不过如果考虑到他刚在去年底晋升为中国影协副主席，我大概能够理解他如此“放炮”的原因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此刻的成副主席当然要舍弃自己的那点私事，管管中国大陆文化自由的大事了。
联系到前段时间，媒体热炒其儿子房祖名“弃美籍入中籍”一事，我就更能了解成龙的演戏脉络了。这件事发生在他当选影协副主席不久，且是他主动向媒体透漏的，“深夜两点，当记者和成龙聊起这个话题时，他的脸上满是惯有的骄傲。”
不少人客观评论，房祖名入中国籍绝非“认祖归宗”这么简单，不然何以以前不回来，而是要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才如此做。明眼人都很清楚，此举怀有功利目的，当然这也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但成龙借此炒作他们父子两人的“爱国心”，就有些让人反胃了。
也是在那次访问中，成龙自曝家庭秘闻：“成龙笑言，有时他说要回家了，母子俩就会显得很紧张，因自己有些洁癖，看到东西乱放便会骂人，但只要他说要出门，林凤娇和儿子便会赶快递上鞋子，让成龙觉得自己在家中很有威严。”
从中可见成龙的真性情，他真得很“男人”，喜欢那种至高无上的威严感。在家被妻儿紧张，在公司被员工敬畏，在外面被粉丝溺爱。
现在又当上了中国影协副主席，哈，这么大的官，更需要展示一下他的威严感。因此，当他出席名流政要云集的博鳌论坛，当然要露一手了。一点都不奇怪。
只是，这个已被宠坏的“大哥”，这次真得演砸了，他的形象太跌，“神话”就此破灭，我估计这是他的滑铁卢，从此他的美名真得要和他的年龄一样，日暮了。
Jacky 台上台下的形象差的太远了～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对于艺人，仅仅看他台上的东西就好了～毕竟艺人也是人，不是圣，更不是神～是人就会有缺点～
“海底捞”的管理智慧
黄铁鹰
梁钧平
潘 洋
作者：2009-04-02在过去两年里，海底捞餐厅已经成为餐饮界的一个热点现象，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两位教授对海底捞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入研究，甚至派人“卧底”当服务员，总结出海底捞的管理经验。中国的企业，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员工工时长、工作累、报酬低，劳资矛盾突出，经常为人诟病。本篇中国特稿却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火锅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一样可以创造出令人羡慕的高昂士气、充满激情的员工团队和出色的业绩。
1994年，还是四川拖拉机厂电焊工的张勇在家乡简阳支起了4张桌子，利用业余时间卖起了麻辣烫。14年过去，海底捞在全国6个省市开了30多家店，张勇成了6,000多名员工的董事长。张勇认为，人是海底捞的生意基石。客人的需求五花八门，单是用流程和制度培训出来的服务员最多能达到及格的水平。制度与流程对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因为它们忽视了员工最有价值的部位——大脑。让雇员严格遵守制度和流程，等于只雇了他的双手。
大脑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创造力？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当人用心的时候，大脑的创造力最强。于是，服务员都能像自己一样用心就变成张勇的基本经营理念。怎么才能让员工把海底捞当成家？答案很简单：把员工当成家里人。海底捞的员工住的都是正规住宅，有空调和暖气，可以免费上网，步行20分钟到工作地点。不仅如此，海底捞还雇人给员工宿舍打扫卫生，换洗被单。海底捞在四川简阳建了海底捞寄宿学校，为员工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海底捞还想到了员工的父母，优秀员工的一部分奖金，每月由公司直接寄给在家乡的父母。
要让员工的大脑起作用，除了让他们把心放在工作上，还必须给他们权力。200万元以下的财务权都交给了各级经理，而海底捞的服务员都有免单权。不论什么原因，只要员工认为有必要，都可以给客人免费送一些菜，甚至免掉一餐的费用。聪明的管理者能让员工的大脑为他工作，当员工不仅仅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就是一个管理者了。按照这个定义，海底捞是一个由6,000名管理者组成的公司。
人是群居动物，天生追求公平。海底捞知道，要让员工感到幸福，不仅要提供好的物质待遇，还要让人感觉公平。海底捞不仅让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员工得到了尊严，还给了他们希望。海底捞的几乎所有高管都是服务员出身，这些大孩子般的年轻人，独立管理着几百名员工，每年创造几千万营业额。没有管理才能的员工，通过任劳任怨的苦干也可以得到认可，普通员工如果做到功勋员工，工资收入只比店长差一点。
海底捞把培养合格员工的工作称为“造人”。张勇将造人视为海底捞发展战略的基石。海底捞对每个店长的考核，只有两个指标，一是客人的满意度，二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要求每个店按照实际需要的110%配备员工，为扩张提供人员保障。海底捞这种以人为本、稳扎稳打的发展战略值得不少中国企业借鉴。
http://bbs.zobba.net/thread-2082-1-8.html
来自《财经文摘》
近日，记者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到北京四个相对显著的红灯区调查采访，其间感受丰富。遴选这样几个特定区域进行细致探访，无非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深入到小姐中间能够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知道她们的想法与生存环境。其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小姐队伍的现状理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洋桥：黑社会控制下的小姐团体
角门路这个红灯区的采访颇费周折。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的洋桥一带曾经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记者首先便去了洋桥。在洋桥车站，记者却并未发现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面一家挨一家，足有几十家”的景况，摩的尽管有，也并未形成“长长的队伍”。从洋桥路口往里走，的确可见大大小小的门面，但基本都已锁门或者改作他用。往前走，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筑已被推平，一家暂时还未被推倒但早已关停的店面很突兀地立着，而其旁边却都是砖头瓦块，标牌上“泰国按摩足疗一条龙38元”的字样还算显眼。“都搬走了，一拆迁就都搬了，整条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一边削着菠萝一边操着听不清归属地的方言告诉记者，“没有公安局的事，他们也不管，就是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没办法，就走掉了。”
“要往前走好远，去角门路，很多这里的小姐已经搬迁到了那边”，地摊卖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于是，去角门路。
摩的司机自称四川人，姓王，今年52岁。车子颠簸了足足20分钟，老王说，到了。
当我走进角门路（马家堡西路）对面的又一片面积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时，不禁有些震惊，其时不过下午五点，天根本没有黑。记者在该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发现这里至少有20家店面，且每家店面里至少有两名小姐。记者进得其中一个临街的出租屋，里面的小姐正频频地向记者点头示意。
房间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墙壁的白灰脱落后露出黑黑红红的砖头，理发的工具一概没有，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小姐自称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不到22岁，不相信可以拿给你身份证来看”，女孩子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大胆与成熟，嗲嗲地，“哥哥，您这发型我可理不了，我们做个交易呗，保准让您舒服”。记者刚刚进入这个小屋子不出一分钟，她便开始大胆地推销自己，并主动向记者伸手要烟抽。当拿过记者递给她的一根烟后，她更是动作娴熟地点着并边吸边说起来，“我们这边几十家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管理。老板现在不在北京，在这里看场子的只是他雇佣的几个马仔。还有，我们不能出去做，这是我们老板的规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老板势力很大，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他的。”
记者面前这位显然年龄太小的女孩子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职业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飞机、做喽。随便你喽，100块没商量的。”说着就要往记者身上靠，记者以“再看看”为由转身出来，其间逗留不过5分钟。据这位年轻的小姐讲，如果嫖客进入小姐房间超过10分钟，旁边观察的马仔便认定生意已经做成。于是记者没有迟疑，出来，小姐无奈地看着我离开。
记者再次前前后后在城中村走了两遍，但仍旧不确定究竟哪个或哪几个就是所谓的马仔，唯一确定的是，这里的老板确实有些后台，小姐隔着玻璃窗沿街卖笑且有恃无恐，这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场所的战战兢兢是有区别的。
进第二家店面主要是看到两个看起来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劲地敲窗户，并远远地喊 “帅哥，过来玩啊”，记者略做迟疑，走进几步，倒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两个大胆女人。屋子同样布置，两个人更为直接，“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一个操东北口音、长相粗鄙的女人进一步解释说，“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么用？”见记者萌生退意，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更是几乎贴了过来，并很大胆地将手往记者下边摸，记者本能地后退并拉门出来。“他妈的有病”，东北口音的女人一边摔门一边骂街说。
记者分别几次进入该红灯区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这里的小姐组织严密，管理严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没钱”。另据一位小姐说，“我们老板在北京的黑道里很有名头”。第二，小姐基本没有多少文化，长相也并非具备竞争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农村女子，平均年龄不到25岁。第三，尽管组织严密，但她们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个小姐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专业化意识很强且拉客的胆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且绝不“外卖”，更不提供“包夜”。
三里屯：游离状态的暗娼与站街女
三里屯酒吧街甚至将其扩散到亮马桥、长虹桥一带的狭长区域，值得关注。
晚上七点，使馆区的灯光渐次亮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里屯方向汇集。几个烟贩开始扯灯拉线，准备趁着夜色做点生意。八点钟，记者仍旧未曾与“皮条客”正面接触，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两会召开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纪饭店”，于是小姐有所收敛。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记者准备前往附近的关东店后街，据称，那里存在数目不少的站街小姐。
操着浓重北京腔的出租车司机老刘看起来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说，现在的确打击比较厉害，原来亮马桥一带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点区域，尤其在晚上九点以后，人数更多更主动。“现在两会期间，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过年还没回来的。”老刘说。
据老刘讲述，三里屯的小姐一般在7点以后尤其是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最多，主要是鸡头带领，皮条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话，小姐拿一百，鸡头拿一百，皮条客拿一百。“这些鸡头手里起码都有四五个小姐，他包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疗，都是一水儿的东北人控制。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这个不敢。”记者表示疑问，老刘接着说，“这些东北人做这个买卖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北京有不少关系，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
另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三里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这样完成交易的：一般来讲，在三里屯酒吧街，皮条客会主动上前搭讪，介绍小姐情况，如果嫖客有“嫖”的愿望，他可以迅速拨通一个号码。大约五到十分钟后，便有一个小车开过来，四个门依次打开，至少四五个小姐，随便挑选，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换一拨，但如果鸡头发现嫖客有意为难的话，情况很可能不妙，这样的斗殴并不鲜见。知情人士透露，鸡头的车子上都有铁棍、斧头、刀子，以备不测，“他们下手也狠。”
老刘的出租车开得很快，不过10分钟就到了。
老刘带我到的，正是关东店后街菜市场。这里的路面崎岖不平，加之没有灯光映衬或灯光不够明亮，总感觉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污水顺着脚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闪动的光芒。
“这几个就是”，老刘无所顾忌地指着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场的几个女人，一个着粉衣，两个着红衣。“你看一下，不满意再说”，并继续往前走。
记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菜市场背靠一个大马路，但大马路边上有几栋年代稍久的楼房，而其后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数城中村建筑的房子，看起来历史应该不算太短，石头砖墙的土泥灰很厚，墙角显露出被水浸泡后粉状班驳的样子。除了蔬菜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理发店，一个菜馆和面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构成了入住这里的大多数。
记者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过两个女人站脚的地方。两个女人满脸堆笑地过来搭讪，“小哥哥，玩一下吗？”记者表示不解，“怎么个玩法？”“随便你怎么搞喽，你能怎么搞就怎么搞喽！”“多少钱？”“100块。”“去哪里？”“离这里很近，就在胡同里，我宿舍。”
记者靠近这位自我推销的女人，这位看起来还算周正的女人应该不少于四十岁，皱纹清晰。记者说，“好，你带我去。”
进胡同，真正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碰到路面隆起的小石头，我险些跌倒过去，而这位粉衣服的阿姨级小姐却健步如飞，看起来果真轻车熟路。没走一百米，粉衣服推开一个平房的门口，说，到了。并补充说，“你别担心，这个小院里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乡，他们也做这个，互相不打听不干扰的。”
这是一个乱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间小得几乎回不过身来，门口的过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几个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横七竖八的木头斜挂在两边墙上。“进来吧”，她推开第二道门，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的房间再次在中间打了隔断，于是进第三道门。粉衣服闪身进来后迅速把门别住，并开始准备脱衣服。记者一惊，表示并不与她做，但钱照样给她，只是和她聊聊天，为写作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有什么好说的呀”，粉衣服显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但却一定是一个还算温馨的民工住处。简陋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床头摆着的是一个“TCL”标志的电视机，床头的被子被收拾得还算干净整洁，屋子中间被一条绳子横穿过来，绳子上挂着或男或女的衣服，显然，这里并非她一个人居住，更像是两口子的住所。做饭的工具也摆放得整齐，屋里也并无发霉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记者惊讶得厉害。
据记者了解，该小姐为江西吉水人，农村户口，自称38岁，从事小姐行业“有几年了”，“老公在家里种地，孩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钱就出来做了。粉衣服表示，春节前她在十里河一带做，生意也并不好，一天也就两三个，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三个，基本都是民工。“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当记者问及是否定期体检，她说，“那没有，我们没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
记者与其交流时，门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与粉衣服口音一致，于是记者认定是江西方言）。听粉衣服转述，外边已经有人反对她与记者谈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门外继续响起嚷嚷声并开始砸门，记者不好纠缠，表示可以走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语。
门外居然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站着，互相在说着同样口音的话。看表，晚上十点半，步行五分钟，非常庆幸打到一个出租车，于是直奔三里屯。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街边上停下，立刻就上来四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操东北口音、体形显瘦的男子称，“哥们，玩玩吗？”“玩什么？”“谁不知道三里屯是红灯区啊，你一个人指定寂寞，我给你找个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钱？”“400，包夜800”，说罢该男子向远处招手，紧接着迅速跑过来一个着白色羽绒服、同样操东北口音的女子，应该不超过25岁。“400块，这个还不行吗？”男子进一步拉皮条，女子毫无羞涩也并不显张狂地看着我，嘴里嚼着口香糖类的东西。
记者表示先看看，并没有提前想好这个事情。记者沿着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紧跟不放。街道边上的酒吧里，人已经基本坐满了，音乐声、哄笑声不止。从街面的窗户望进去，几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胆时尚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鸡头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徕着生意。
老古城：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
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
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经过数次打听，记者得知，这里确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价50块，30块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讲，“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诉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记者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前后停留近三个小时仍旧没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在决定正面接触三陪女之前，记者再次在红灯区走过一圈。其间，记者每经过一间店面，总会有几个小姐向外张望，并总有一个人在招手并说着些什么。
准备进入一个名曰“双旭旭”的按摩房。
这是一个左右都有旁门中间却没有任何标志的奇怪入口，记者实在无法知道该从哪个小门进入。出于谨慎，我抬头向右手边的窗户看了一眼，隐约可见几个嫖客模样的男子正在与几个小姐周旋，于是从左门进入。敲门进入。空调开得很大，空气里弥散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7个女人分成两排，或躺或坐，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记者，记者刚要开口，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光头（此人必是鸡头）说话了，“说吧，看上哪个了？”开门见山。记者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将7个小姐扫视了一圈，这些女人也同样以一种记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着我。记者问是否还有其他小姐。鸡头分明领会了我的意思，“这都7个了还不成？找什么样的？！”据该鸡头称，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这也是整个该红灯区的“行价”。
记者继续接连进入四五家店面，这些店面面积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异，小姐看起来尽管没有多少竞争力却一个个非常放得开。从她们的眼神里，我并没有看到半点伤感与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气昂的成分却更多了一些。据一位店面经理（或称妈咪、老鸨）讲，相对其他店面，她店里小姐年龄最小，尽管都是从农村来且刚刚初中毕业，但“该有的技巧，她们都会，如果有哪一样她做不到位，回来我不要您一分钱”。但记者从她手底下的几个小姐眼里看到的分明是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后据某北京黑车司机讲述，该红灯区里的各个店面基本各自为阵，互相之间并无关联，更无集中领导，小姐分别属于各个堂子老板，“跟谁混，谁就负责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间也不多打听，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儿”的司机知道得更多。“来这边嫖的，大多数是附近首钢职工，当然也有从市区过来的。周末的时候生意会好一些。”该司机称。
大兴旧宫：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门坐地铁到前门，出C口，绕过一个巨大的环行通路，进入快速公交站台，终点站“大兴德茂桥”。
记者进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龄在30岁上下，装束整洁且看起来并非小姐的女人走了出来，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后得知，该小姐之前曾做过长达数年的性工作者，只是后来退出并改行做了领班）。一名中年男子慵懒地斜躺在大厅的长条沙发上，而对面的几个小沙发上，4个衣着暴露的小姐正对着宽大的镜子说笑，暖气很热。
为了能与三陪女深入交流，记者提出要带小姐出去。“我这里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这里不是一样吗？”领班仿佛不解，并幽幽地说，“我们不熟悉你，怕出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比外边的宾馆还要安全的。”
上二楼。三个小间，“这里是做按摩的地方”。三个大间，“这就是包房了”。她开了灯，房间冷飕飕，屋子里除了一张低矮的木床、两个黑红的柜子以及柜子上一个灰白且个头很小的电暖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当记者表示不满意，并提出“如果到周围最近的宾馆也不可的话，那就算了”后，领班立刻与那个依旧在长沙发上斜躺的男子开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来。“可以，那边还是很近的，带上手机”，男子用普通话和记者“点”到的小姐说。片刻，领班、男子、三陪女开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讨论起来，具体内容听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险性不会太大，可以出去”，并提出，要该男子送该小姐到宾馆门口。
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湖南籍老乡，但具体是不是同一个地区则不甚确定，而该男子也并非老板，只是来看店帮忙的。但与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该男子却是一副纯粹的书呆子模样。
亚亚（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于1975年，相貌娇好，面相和善。据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职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龄“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我出来做小姐，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从湖南坐火车直接到了北京，因为这边有熟人。其实，如果我胆子再大些，长得再好些，就去广东了，那边的老乡其实比在北京的老乡混得要好很多”。
据称，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其间从来没有回去过，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发’”，其父母也未曾表示过怀疑，她也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记者与这位自称亚亚的小姐交流了一个晚上，时间长达近五个小时，而其与记者的交流，也开始由不信任转变为非常信任。一开始，她就在言谈中流露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后来她又拒绝承认，说只是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后，她见记者“是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非常伤感地谈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条命，怎么过都是过，死了就完了。我没有钱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钱想做什么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进嘛，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谈这个东西了”，当记者进一步类似残忍地追问她，那段婚姻究竟给她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是否改变了她的人生观时，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其他同质小姐存在很大差异的是，亚亚的谈吐和涵养要远高过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侩。她懂得文学，知道大学文化，知道很多时尚浪漫的风物，尽管她不过初中文化，而且“从小就讨厌学习，成绩不好，不想学”。
“听一些嫖客和我讲，其实东北小姐是很厉害的，但有时候她们太厉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欢”，亚亚说，东北小姐往往太主动、不含蓄、体形高大，于是对男人的心理是一个压力，“有些男人其实是喜欢含蓄的、小鸟依人的那种。”
谈到东北小姐，亚亚介绍说，东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东北小姐了。”
“我是不愿意和她们（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们之间也交流，但我很懒，也懒得学”，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职业技巧也是在不断切磋中进步的，“我进这一行以前，对这个东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心理上特别不舒服，非常不情愿。被一个互相不认识的人摸来摸去，这与和自己老公做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亚表示，对小姐这个行当，她还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挣钱，我就只能做这个了，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经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实，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懒呢？”她反问我。
记者向亚亚探询，是否担心这边的老乡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说，“不可能的，家里人不会知道的，她们也是不会说的，她们自己也怕被别人知道”。“如果你的老乡恰巧来北京，而且恰巧经过这里呢？”记者问。她沉默。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她是否担心，哪一天她的老公来北京并从这里经过，进而知道她的情况。她目光迟疑，“你说，这有多大可能呢？”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其实，她并非反问，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记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言毕，她至少两三分钟沉默不语。
“其实，我父亲是50年代后期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他曾经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62岁。我母亲对我也不多问”，不论如何，起码从我这里看来，她的这些表述确是发自内心而并非杜撰的。
“我当初在酒店当过服务员，在商场卖过衣服，一个月累死也只能挣到800块，而现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左右的工资”，她说，老板提供她们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钱，出了事他们也要管，“所以我们的出台费我只拿一百，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每个月要给这边派出所几千块，还要交乱七八糟的税哦，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对了，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什么营业执照？”记者确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凑过去看端详，“我们的执照是休闲中心啊”。
关于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万块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得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几万块总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 亚亚给记者详细计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盘算，看来心里确有细致的规划，“就说我自己吧，一个月哪怕2000块，一年不是24000块了吗？不过，我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去做点别的事情。”
颇为诧异的是，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后，亚亚非常信任地和我讲述了她在做三陪女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感情，并征求我对这段感情的认识。
“其实，去年有个北京男人对我很好，他来过两次，是给了钱的。后来，他提出不让我做这个了，他愿意每个月给我八百、一千的，说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过他家，也在他家里做过，三室一厅，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职业，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没钱了哦，所以，我就没有答复他，也有半年没怎么联系。后来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子要结婚了”，亚亚反复絮叨这个事情并几次和记者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哦？”当记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对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那男人是否只是为了欺骗她的嫖资也未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着说，“但他当时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好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中间半年还保持联络，你说，他还会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吗？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说，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我是做得来的。”说到这里，记者面前的亚亚，眼睛里满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丰富了许多。
但她仍旧难以回避理性的忧虑。“如果我和他结婚以后，他会给我钱吗？如果他不给我，我就没钱花了……其实，如果他要是把钱给我管着就好了。但如果他不给我呢，我能向他要吗？……”
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些许变化。记者问及，做小姐前后，对人、对生命有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我现在看到男人就烦！”感觉打击面似乎有些宽了，她补充说，“我其实并不适合做这个的，我很懒的。比如老板发工资，这个四千那个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没努力，但我有时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说结束就结束了……”
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
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正是她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
“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似乎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记者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接触，只是聊天，“没有为难她”。第二，钱，一分没有少她的。
制度缺失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产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严正关注，多位相关学者先后提出小姐队伍规范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动议。他们认为，只有将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小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它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
尽管如此，张建中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困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
“能在人大会上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说明中国在进步了”，张建中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性产业在政府决策上不会有大的变化，“首先政府很难定夺，我也很理解政府在这个行业上的举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让它合法化呢，还是往后退取缔它呢？往前走障碍会非常大，而退后会更加困难，最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保持现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状态。往前往后都不现实。我认为取缔很难，因为那是走老路，是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是前进的眼光，当然，往前走也是需要过程的，我估计10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动作”。
在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候诊区，记者与一名刘姓（全名不详）患者有过交流。在谈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问题时，他更是提出了与众多专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性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小姐队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中国性产业现状，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政府可以组织小姐定期体检，她们不承认小姐身份也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公开。“我不问你是否提供性服务，也不说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须有健康证。小姐无论在什么场所服务，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到正规的健康中心、医院进行体检，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认小姐身份”。第二，卫生机关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定期的卫生指导不可或缺，但避免与媒体过多交流。第三，普通民众应看淡小姐问题，应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问题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才是起码的正常心态。
与各方热议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娼妓问题讳莫如深。记者先后到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局采访。前者的采访本来很顺利，但话题一谈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长立刻颜色大变，表示不可以谈，并请记者到分局。到朝阳分局后，记者通过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确认，得知，局长肖兴国未在，但至少还有两名副局长在楼上，但当记者与某局长秘书面谈并将采访提纲交到其手中后，秘书匆匆上楼，再也没有回来。该秘书晚上九点给记者打电话过来，并做出如下回复：第一，娼妓合法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认定这是胡说八道，是假的。第二，我们局长目前不在，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
前阵子，听说一部韩剧叫《该隐与亚伯》，涉及朝鲜特工题材，就特感兴趣。一搜，发现网上有人说这出戏丑化了中国，罪状有把上海拍得很灰、很脏，开车半小时出去就是沙漠，到处是偷窃、行贿，诸如此类吧，然后得出结论说韩国人不遗余力把中国描绘出野蛮、贫穷、落后的国家。于是，网上就有人愤怒了，还有字幕小组高调抗议，宣布拒绝继续翻译这出戏。
我还是想办法找到了带中文字幕的这出戏，看了好几集，也没看出来它怎么就丑化中国了。
本来，这事儿我也就忘了，今天忽然看到新闻重提此事，这回是媒体直接炮轰。当然，还是老问题——丑化中国。
我就纳了闷了，中国怎么就那么容易被丑化呢？80年代，陈冲演《大班》里面一个中国女子，无非是在外国人面前宽衣解带之类的，就被国内贴上了丑化中国的标签，陈冲也被斥责为卖国贼。《红高粱》在西方获奖，竟然也被说成靠卖弄中国的落后满足西方人丑化中国的变态心理。20年来，西方影视作品里的中国，动不动就被国人拿出来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审查”一番，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吻合的，就一律打上“丑化中国”的标签。
到了《该隐与亚伯》，我们又把“丑化中国”的使命交到了韩国人手上。
这么急着把“丑化”二字往自己脸上贴的国民心理，其狭隘昭然若是。
我没工夫在这里逐个镜头分析《该隐与亚伯》中的中国镜头。我想到了两部戏，做一个对比分析：
一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贫民窟的落后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印度媒体也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但并未阻止它在印度上映，也未见印度媒体集体声讨英国导演“丑化印度”，甚至上升到“彰显英国人扭曲心理”的高度。
二是美剧《24》第七季，这一季，恐怖分子轻松闯进白宫，甚至给了美国女总统一个响亮的耳光，整个国家陷入瘫痪。我反正是没见到美国民众及媒体抗议福克斯电视台“丑化美国”。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丑化理论”推理，世界上丑化美国最猖狂的恰恰是好莱坞电影。
与这两出戏的“丑化”相比，《该隐与亚伯》对中国的描绘实在不算什么。
设想一下，如果《24》第八季把场景挪到中国，以恐怖分子破坏北京奥运会为主题，还不得升级为外交事件啊！
至于韩国人是不是真有所谓的扭曲心理，不是我想探讨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自己反思就好了，轮不到我们替人家想，我们还是先看看自己的心理是不是扭曲吧。
顺便说一下某些字幕小组的角色。这些年，承蒙各个字幕小组的辛苦劳动，中国人与世界同步看到了许多影视作品。但这次《该隐与亚伯》的字幕小组高调抗议并拒绝翻译，有点儿搞笑了。你翻译上传人家的作品本来就是非法的，当然，我们看也是非法的。这部剧不对你心思，不乐意翻了，停下来自然没谁管得着你，但扯上民族主义气概，并以拒绝翻译为旗帜来表现这种气概，实在离谱，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形容就是小偷罢偷。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不再充满饥渴地把别人丑化自己国家的标签到处乱贴呢？and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有底气即便真有人恶意丑化自己还能一笑了之呢？
如果你真那么那么美，别人“丑化”几下子，难道就能把你变丑？
而如果你确实没有那么那么美呢？
相关新闻：韩剧丑化中国彰显其扭曲心理
我不认识他，或者曾经我跟他在校园里擦肩而过，或者。这几天准备考试，原本不打算更新的，但还是更新了，因为死亡曾经离我很近。
2009年4月15号上午10:30，我们住1楼，在我们头上的8楼，有人坠楼，室友听到一声巨大的闷响，很无意一句，难道有人跳楼了？跑出阳台一看，果然。
我们住1楼，他躺在那里，离我们可能只有2米，或者3米，光着脚，穿着鲜红的衣服，带着剧烈撞击留下的鲜血……我本来想照张近照，完全可以做到，我拿不出我的手机，因为我不能这样做。
这里是北京理工大学，就在昨天，中国传媒大学一对情侣也这样坠下了。而今天的北京理工，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报纸没有说，新闻也不怎么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好像很擅长封杀这些消息。或者有人跳楼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离我这么近，第一次感到死亡很靠近，很靠近。
我很希望他是不小心坠下的，但不是，他留下了遗书，他是跳下来的，好像非这样做不可才行。他大四，是一个理工科学生，学什么专业哪个学院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他需要什么，相对他的性命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他的离开，给他的校内带来巨大访问量，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他的遗书。可惜校内网很快就把他的遗书删除了，我不明白，校内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我还是决定把他的遗书贴下来：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了，我死了你们不用太伤心，你们儿子其实很不听话的，你们的猜测也都是正确的，我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有学习过，每天都是在耗时间，我 现在死了没啥可惜的。知道我死了会对你们造成挺大打击的，不过你们以后也不用为我的房子，婚事啥的发愁了，以后少干点活儿吧，多享受几天，人活了一辈子为 了啥啊。还有我的姐姐，以后就只能靠你一个人照顾家里了，其实以前家里就只靠你了，希望姐夫再勤奋点吧。
大姨，世中哥哥，小舅这都是实打实帮过我的亲戚，我以前还憧憬着什么时候能我发达了报答你们一下，不过现在不可能了，不好意思啊。
谢师兄，李老师等对不起了，可能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学校领导什么的我就不道歉了，因为我死了和学校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给你们带来点麻烦也是应该的。
以前的亲人朋友们再见了。我其实也没啥朋友，还曾经有两个妹妹，希望所有关心过我的人都过的快乐吧。
感谢我的某些同学们，没有你们的戏弄和排挤，我是没胆量死去的。或许你们没觉得有什么，但对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这样就不好了。如果人死而有灵，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宿舍的几个兄弟人还是不错的，不在上述同学之列，给你们造成的麻烦请多包涵。不过希望你们帮我一个忙，把我的钱包，电脑啥的寄回家。山东龙口市黄河营村张平先收。邮编你们帮我查查吧。
要走的时候发现其实有挺多话说的，不过要我写出来就这么乱了，各位看官凑合看吧，毕竟我能写的出彩我就不要去死了。还有，我死之前最讨厌的就是有人笑我。不过笑我我也没办法，那就在这儿诅咒一下所有知道我死讯笑我的人，让他们以后工作生活没有一件顺心的事了。
我以前曾经思考过自杀的问题，结论就是我们不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人说，连死的勇气都有了，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或者吧，而我觉得，活一下需要一辈子的勇气，而自杀，只需要一瞬间的勇气。
世界是很美好的，世界没有抛弃谁，是你自己偷懒溜走了。
很多人拍了很多照片，尖笔头平时的文章都会有配图的，但这篇文章不会有，或者他本人也不想大家见到他难看的样子吧。
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直到现在，我依然很压抑。
如果能对他说几句话，我想说：何必呢？他执意要去，我只能说：再见了，走好！
一看那个"[==[ ]==]"风格的字符串的括弧就知道DODO 现在LUA中毒中～
Tim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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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you passion
To Realize you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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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Of the Day:
Maya Angelou - "Nothing will work unless you do."2009/4/15 Ning Yu <yuningdodo@gmail.com>今天看到某篇文章中关于惰性求值的一段有趣说明. 先看例子.
[=haskell=[
list = [1 .. 4]
double x:xs = x * 2 : double xs
double [] = []
result = double $ double $ double list
print result
]=haskell=]
上面这段 haskell 代码的含义大体与下面的 lua / python 代码等效, 可以参照着理解
[=lua=[
function double(xs)
res = {}
for i = 1, #xs do
x = xs[i]
table.insert(res, x * 2)
end
return res
end
list = {1, 2, 3, 4}
result = double(double(double(list)))
]=lua=]
[=python=[
def double(xs):
res = []
for x in xs: res.append(x * 2)
return res
list = range(1, 5)
result = double(double(double(list)))
]=python=]
我们知道, double 函数的作用是将一个列表中的所有值 x2, 并返回一个新的列表. 那么问题来了, 在 haskell 版本中, 究竟生成了几次新列表呢? 或者说程序运行过程中经过了几次对列表的 "遍历" 操作呢?
对于 lua 或者 python 的这两个版本, 不用说, 每调用一次 double() 进行一次遍历, 再生成一个新的列表. 对于 haskell 这样的纯 FP 来说, 由于惰性求值的存在, 为了保证 result 一定被调用, 后面我特意写了一句 print result, 就是假定我们至少执行过一次了, 否则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动作. 那么当打印 result 的第一个元素时, 这时 result 向第一层 double 请求第一个结果, 这个请求又被传至第二个 double, 直至传到 list, 它的第一个元素被返回, 并依次进行 3 次 x2 操作, 得到 8; 对于 print 导致的对 result 后面每个元素的请求都是这样. 因此结果就是, 遍历只发生了一次. 不过究竟这过程中生成了几个列表我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总之就是理论上 FP 的优化能力要高于命令式语言, 虽然实际情况上至少 haskell 很慢.
以前虽然知道惰性求值这个概念, 也有意无意地使用过它, 不过还真就没有从计算流程的角度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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