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替党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个“简约而不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的场合下会有不同的答案。作为整个政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部门当然也无法逃脱替党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诘问，而且统计部门在专业性的幌子下更容易制造谎言。
今年以来，关于统计数据背离和打架的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增加值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用电量数据屡次一升一降(同比增幅的最高背离程度达到11个百分点左右)，而且国际能源署还质疑，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6.1%与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况也不符合。
针对这种质疑之风，国家统计局一方面组织体制内专家加以辩驳。但这些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质变、第三产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加大的结论并不令人信服。一般来说，经济衰退期为了维持就业和保持增长只会强化旧的经济模式，而不会进行会造成大量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点从中国政府降低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性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和多次上调出口退税可见一斑。经济结构调整一般不会在经济急速衰退时横空出世。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尴尬维护形象，国家统计局也在寻求立法支持，希望统一统计数据的发布渠道。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统计法修订草案中就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公布与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不一致的统计数据，尽管同时也规定并不干涉民间调查和单位内部统计，但已经让我们感到了“统计霸权”的阴影。
这种必须由统计部门“独立”发布统计数据的规定对统计部门的独立性只会带来阻碍，因为统计部门是否具有独立性需要来自各个机构和部门统计数据的竞争和检验，特别是在现有的统计部门受同级政府行政领导的统计体制下，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会加强行政权力下的“数据垄断”，统计学也极有可能回归到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社会科学，1990年以前中国的统计理论就曾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统计学。”
诚然，国家统计局已经在努力改善统计数据的科学性，比如，国家统计局已经着手收回地方GDP数据的发布权，改由自己直接核算；6月23日还开通了社情民意调查热线-12340，接受公众的咨询和质疑。 但在现行的统计体制下，统计部门特别是基层统计部门在统计专业性外衣的遮掩下，替当权者说话仍然十分便利。一种方式是直接注水，这尤其以地方统计数据为甚，由于现有统计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的数据往往不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得出，而是根据“它地”实际情况得出，从而谋取政治利益。
地方GDP的汇总数据和全国GDP数据曾出现上万亿元的差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地方政府常常通过工业增加值重复计算（即突破法人属地原则，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活动被各地重复计算）和第三产业估算过度的方式（即“总量不够三产凑”）来虚增地方GDP，今年第一季度许多专家眼中的第三产业迅猛增长或许就有这个因素，也被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戏称为“地方用统计为增长做贡献”。
另一种方式是在发布统计数据时，常常散布“不完全信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进而误导公众和投资者。比如，今年3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里昂证券发布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曾出现了背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PMI为52.4，连续四个月回升，而里昂证券的PMI则显示回落至44.8。实际上二者的统计口径天壤之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PMI指数只覆盖约730家大中型企业，而里昂证券的PMI覆盖了400多家中小型企业，因此这两个机构的PMI指数不是剑拔弩张的竞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如果在发布数据时同时公布取样方法，想必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口水战。
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过：“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如何认清政府公布的纷繁芜杂的统计数据是各国公众都要面临的难题。1954年，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用轻松通俗的文字写了本至今仍畅销的名作《统计数字会撒谎》（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如果你看了这本书，学会了如何挑选内在有偏的样本、如何遗漏重要的数据和偷换概念，或许会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替党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有更深切的体会。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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