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政府对民营企业在理解上存在严重成见，把民营企业视作异己，国家对民营企业管理上缺少信心，使民营企业就像今天的中国NGO组织一样，必须要找一个国营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否则不予工商登记注册。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挂靠一个国营企业，就像今天很多NGO挂靠大学、“国营”研究机构，这就是所谓的“红帽子”现象，结果反而造成管理混乱、产权责任不清，很多民营企业形成沉重的“原罪”，后来，政府才发现这种成见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大力推动民营企业改制重组、明晰产权，解决民营企业的良性生长环境问题，民营企业才真正获得解放，蓬勃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只重要力量。
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国家的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门槛——如何面对已经大量变通存在的、在我们国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的NGO？公民社会有没有未来？计划经济年代一切经济行为曾经是被管制状态，三十年之后经济已经开放了，带来了我们经济的繁荣。如今，我们的公民社会已经到了普遍萌芽状态，512大地震后无数个公民组织参与抗震救灾就是一个证明，然而，正如三十年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一样，今天公民社会的成长面临体制的障碍。 每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热心公益，甚至把公益事业当成自己的终生职业。他们关怀弱势群体，从事社会救助，开展慈善活动，维护社会正义，监督政府权力，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人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必要的，他们所做的事情，绝大部分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给他们充分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积极面对这一可喜的现象。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政府部门主管下的社团，在一些国家被称为政府NGO，政府NGO常常缺乏公信力，起不到社会团体应有的作用。一种是戴着“红帽子”的社团，比如，北大妇女权益中心不得不挂靠在“国营”的北大。还有一种就是很多独立的NGO，比如公盟、爱知行、传知行等，因没有主管或可挂靠的上级主管而都不得不注册为企业，由此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公益机构的受捐款还要向政府交营业税甚至所得税。政府部门也可能因为该企业专门却做不赢利的公益事情从而以“超出经营范围”宣布违法，或者干脆取缔。 公盟是一个法律人的维权组织，致力于通过个案以及法律研究维护社会正义，推动民主法治进程，公盟坚守法治、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样一个民间机构不得不注册为公司。注册为公司就不可避免面临税务问题和“违法经营”的问题，正如于建嵘先生所说的，公盟遭遇困境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我们期待着公盟的遭遇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经济改革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到了社会开放的时候了。当年我们政府有勇气给民营企业以生存和发展空间，今天我们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开放带来的巨大的良性成果。经济开放的成功，是否可以给我们推动社会开放以信心和启迪呢？中国对NGO注册的开放是否时机已经成熟了呢？什么时候政府才能改变对NGO管理上的成见而把NGO看成是一个对社会稳定、和谐大有益处事情呢？让那些良性NGO能在法治环境下健康成长，这将是中国社会新的重大进步。我们认为，是时候了。 许志永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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